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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中外电影合作论坛”成功举行

 

  中国电影市场一次次地缔造票房神话,当《战狼2》票房最终定格在56.8 亿的时候,就连电影人自己也不知道,中国电影市场到底有多深邃。被寄予更大想象空间的合拍片,再一次被电影人灼热的目光击中。

  其实,合拍片一直是中国电影市场的重要力量。2016 年,张艺谋导演的《长城》获得11 亿票房,《功夫熊猫3》获得10 亿票房,今年3 月23 日,《环太平洋2:雷霆再起》上映,首周票房破4 亿夺冠。

  但电影人对合拍片的要求远不止于此,既然是合拍,就是合作拍摄几方面力量的最大可能集结。不单是票房上的成功,还应对多元文化探索和建立,起到只有合拍才能起到的作用。

  定位于“国际化”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历来非常重视国际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作为北影节四大论坛之一的“中外电影合作论坛”,今年请来了众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电影人,就“合拍片如何兼顾更大市场”以及“跨文化联合创作”的主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2018年4月16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中外电影合作论坛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电影局副局长、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副主席李国奇,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常务副秘书长胡东,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巡视员、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副秘书长卞建国出席了论坛。

  论坛由梁植主持,索尼影业国际发行总裁史蒂芬·奥戴尔,欧洲制片人俱乐部副主席约翰尼斯·雷克森,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副董事长兼CEO王中磊,美国导演雷尼·哈林,美国导演罗伯·明可夫,俄罗斯导演费多尔·邦达尔丘克,分别就“合拍电影如何兼顾更大的市场”及“跨文化联合创作”两个主题展开对话。

  史蒂芬·奥戴尔

  每个电影都有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电影人一直都会对自己的作品有非常好的预期,有时这个预期可以达到,有时候则不可以。我们的观众会一直对我们有新的期待,比如对中国观众来说,有些电影可以赚几千万美元的票房,但在美国就没有这么好的成绩,甚至全球市场也不会有这么好的票房。正如《黑豹》,还有其他的一些超级英雄电影,虽然都是非常好的电影,但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制作公式”。因为影片中谈论的社会问题,有些地方可以接受,有些地方就不能够接受,这都要看当地市场的情况。

  我在最早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就做过成龙等中国演员主演的电影的发行。其实不仅是功夫片,我也在尝试一些关于唐人街的电影,把唐人街的故事讲述给更广泛的美国主流观众。之前我在派拉蒙工作的时候,包括后来在索尼工作的时候都有这方面的经验。

  早在90年代我们就和中国有很多合作,当时美国的制作方并不会一味地追随中国市场,而只是选择在中国做一些点映,主要的目标受众则是像大学生这样经常公开地、开放地、深层次地思考问题的人,他们能够接受新的电影,所以我们制作的电影就比较合乎他们的胃口。

  约翰尼斯·雷克森

  昨天我参加了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式,开幕式上王家卫导演说,任何的电影,只要是好电影,就是由用心和负责任的人做的。我认为从剧本到拍摄,再到市场,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要。某种角度上,我的身体和头脑都是与电影创作相连接的,每当剪辑电影的时候,我都会沉浸在作品之中。我觉得社会任何趋势与发展,都会反映在电影上,因为电影的思考就是人们的思考,好故事必然要宣传和播放。

  我想我们必将看到新的趋势和新的发展,有些可能是昙花一现,有些可能会持续很久。拍电影其实是关于人性的,讲述人类的故事,所以我相信不管如何发展,电影创作永远都是关于如何打动人们的内心,如何影响人们的想法。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大概在七八十年代,会有一些合拍的电影,但那时候这个概念刚刚出现,还没有特别的广泛,所以我们就把合作电影看成是异域风情的绘画。我的经验让我觉得合拍片是一个非常好的领域,我去过波兰拍摄电影,也参加过柏林电影节,现在我又来到了北京,我觉得这些经验会让我这样一个从业30 年的电影导演越来越热爱这个行业。

  王中磊

  我做电影20年,一开始就接触到了合拍电影这个概念。我认为语言的问题、内容的问题,都是中外合拍电影全球市场化的限制。但当今的中国电影市场已经跟20年前完全不一样,它已经成为了全球最重要的电影市场之一。所以我觉得欧美电影公司应该主动来研究如何跟中国的电影和中国的市场合作,而不是中国单方面地去想我怎么样合作。

  我们今天讨论的更大意义是,如何让中外合拍电影可以在市场上也有优秀的表现。我觉得首先应该从发行端着手,是不是有机会让欧美的电影人从早期制作阶段就来跟我们中国电影人一起思考,而不仅仅只在资源上简单结合。另外我觉得其实动画电影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它可能会在某些层面上减少语言、人物形象、故事价值观等等带来的阻碍。

  今天的聊天我听起来特别有趣,我们几个代表着美国、欧洲和中国对于好电影的理解。我也希望借此机会让所有的年轻导演明白,机会是均等的。他们想拍的第一部电影都是他们很多年来想表达的东西,非常重要。一个人最早的作品可能是让观众了解他有没有独特的电影审美的途径,即便是很低的预算、很简单的表达,也可以看出年轻导演未来的潜力。

  雷尼·哈林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合拍片在制作初期就得想着如何把故事诚实地讲出来,不要从自己是好莱坞制片人的角度出发。“我想大赚一笔钱”的想法是完全不对的,应该诚恳地去思考如何做一部好电影。一部好的电影可以在全球内引发共鸣,所以中西合拍电影一定要考虑到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观众们的不同品味,要了解观众的期待是什么。

  现在许多电影尝试把西方的演员引入到中国的影片当中,但这种合拍片中的文化融合并不是非常完美。所以我们在制作合拍片的时候,一定要真诚地去讲一个你想分享的故事,一个在文化上有价值的故事,一个诚恳的故事。这个故事并不一定非要关于中国的传统或者神话,它可以讲述一些与今天的中国观众或者全球观众有共鸣的话题。我在芬兰长大,一直有联合拍摄的经验,在好莱坞从业了30年,在中国也拍了4年电影,所以有丰富的跨文化背景。我想说在剧本翻译的时候,即使是最好的译者,也不可能把细枝末节的部分都表达得淋漓尽致,翻译过几次之后,原作者的意思就已经发生了变化。我在中国的拍摄经验告诉我,如果有能够进行双语写作的写手,就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创作层面上的问题。我认为如果要拍一个合作电影或者国际化电影,语言是第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罗伯·明可夫

  当我们讨论电影的时候,我们的重点其实并不是大银幕上活动的图像,而是电影当中的人。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内心,你所讲述的这个故事,具不具备我们所说的共鸣。

  我关于中国最早的体验是在中餐馆使用筷子,之后我成为了李小龙的粉丝,再后来又认识了成龙先生,而中国武术也是我对中国文化最早的理解。后来,我从中国复杂多样的社会角度去看待中国文化,才真正地欣赏到了中国文化当中的价值。我想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的话题,归根到底就是电影制作拥有多么大的力量。对我们所有的人类来说,我们需要彼此理解、彼此欣赏,同时思考我们人类的共通之处是什么。

  我认为《寻梦环游记》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它是关于墨西哥文化的,而世界上有很多人都不了解墨西哥,但它却依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电影制作团队中很多人并不是墨西哥人,他们讲述故事的方法和角度,也和墨西哥本地的作品不一样。所以在制作一部合拍电影的时候,要打动观众,让观众去理解、去思考,是有很多叙事结构可以选择的。

  在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可能会感动,会激动,也会想要大笑,这些看电影的体验是不断激励我们成为电影人的原因。所以对年轻的电影人来说,一定要多学习过去的大师们的作品,同时期待未来,“从过去中来,到未来中去”。

  费多尔·邦达尔丘克

  三年前,我曾经是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评委之一。我自己是一个着迷于技术的导演,比如说我的《斯大林格勒》是在电影棚里拍摄的,之后用了很多的特效,对我来说技术非常重要。但我觉得技术在电影制作中仍然只是第二层面,第一个层面永远是故事。我的上一部长片《莫斯科陷落》一年前在俄罗斯收获了超过10 亿卢布的票房,现在我们正在拍续集,而在我们创作续集剧本的时候,就曾想过如何把中国角色加入到故事当中。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想进入中国市场,我们希望在中国市场的发行当中获得更高的收益。但最后我们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这样生硬地植入中国演员是一种非常投机的行为,是僵硬植入。比如说在30年代晚期,俄罗斯的飞行员曾经到中国帮助中国的飞行员,他们之间发生了各种故事,在这样的历史基础上创作出来的故事才是有机的,不生硬的,我认为这样的影片在未来大有可为。

  每一个成功影片的基础都是故事,我不能说有很多这样的影片,但世界在变化,而且毫无疑问电影在使世界的边界变得模糊,我们要做的,就是正确而且巧妙地对电影这项艺术加以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