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一夜：眼泪与抉择

　　卫西谛

　　《两天一夜》的开场第一个画面，是玛丽昂·歌迪亚侧躺在床上的近景，在鲜艳色彩的包裹下，她的憔悴和孱弱显得更为明显。电影的作者让-皮埃尔·达内和吕克·达内很快让观众进入一个几乎被抑郁症吞噬的女人的世界。她被越来越响的手机铃声惊醒，并且慌乱地到厨房的烤箱里取出披萨。我们明显地可以感觉到这个女人正在陷入生活的危机之中。

　　达内兄弟曾经说过：第一个镜头必须既要简单又要强烈。几乎所有他们的影片，在开场就会迅速将观众卷入焦灼的情境里。歌迪亚扮演的桑德拉，是一位太阳能板工厂的女工，她刚从抑郁症中恢复健康，却发现自己将要被工厂解雇，这无疑会使她的生活走向绝境，她和在餐厅打工的丈夫，必须共同抚养两个孩子。而失去这份工作，他们将无力支付房租，从而可能回到廉租屋去。故事仍然被安置在达内兄弟最熟悉的地方，比利时列日的瑟兰地区，背景是欧洲经济的普遍滑坡。

　　在整部电影中，充满了歌迪亚的眼泪，这洗去了她作为明星的光彩。启用这样一位女神演出徘徊在失业边缘的女工，是达内兄弟从未有过的尝试——他们以前的演员来自非职业或者不知名者。抑郁症这种病症让观众很好的摆脱了疑虑，歌迪亚的眼泪是出于病理性的，而非出于戏剧性的。她的眼泪更多得是让人感到焦虑而非感动。

　　就像达内兄弟所有的电影一样，《两天一夜》有一种独特的质感，一种“人的呼吸感”，这种“呼吸感”与摄影的纪实风格有关，但并不那么简单，影片经常出现重复与真空，让我们聆听镜头前那些角色呼吸——言谈背后真实的情感。歌迪亚必须为了自己的生活战斗，她得说服自己的工友们支持自己，他们的老板应允只要16位工友中有半数以上投票让她留下来。于是，剧情就在歌迪亚一次又一次敲开同事们的家门中进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听见一个女人与一个群体的面对命运与自我的呼吸声。

　　剧情或者说现实，如锁链一样勒住角色的咽喉。工友们投票的选项并非在同事的去留之间选择，而是选择留下她还是选择1000欧元的奖金。歌迪亚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重复自己的请求，“我需要这份工作，请留下我。”但是她的同事们也一次又一次地说：“抱歉，我也需要这笔奖金。”他们都是挣扎在贫困线上的普通家庭，这笔奖金可以支付孩子一年的教育费用，一年的煤气和电费，装修新换的房子，或者为刚离婚的自己买点家具。这部电影的巨大吸引力，就来自它让我们进入“民主的悖论”——民主告诉我们需要为自己的利益投票，可是我们能否牺牲他人（少数人）的利益吗？（更何况这个投票并非他们发起，而是老板发起的）。达内兄弟用真实的情境吸引我们进入辩论，让我们共谋。

　　然而从表面上来看，它又是一个抑郁症女人如何战胜自我的故事。“两天一夜”，这个片名是指一个周末——周一投票前，歌迪亚扮演的桑德拉用以说服同事的时间（如同《十二怒汉》的职场版）。这个巧妙的周末时光，让我们可以直接进入普通工人家庭，这本应是人们休息的时间，可是在这部电影里的工人们大多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家庭继续工作。达内并未像英国导演肯·洛奇那样，号召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对抗资本家极其走狗——这个投票缘起于桑德拉因病缺勤期间，老板发现这件工作只需要16个工人、而不是17个工人就需要完成。达内让我们仔细观察那些不愿意支持桑德拉的工人们，他们的艰难处境、以及违背良心时的痛苦、或是认为理所应当而表现出的满不在乎。

　　在这里我不想提工人们最终的投票结果，但达内兄弟的确巧妙地平衡了戏剧上的冲突。最终桑德拉决定放弃这个在故事开始时她觉得必须保住的工作，因为她发现如果自己留下来，就会影响他人的岗位。但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造访同事们的家，她走出了自己的眼泪，并相信自己的确走出了疾病的阴影。她对陪伴和鼓励她的丈夫说，我从今天开始就去找新工作。“两天一夜”实际上是这个女人的炼狱，幸运的是在故事结束时，我们望着她自己走了出去。

　　达内兄弟通过这部电影给予我们崭新而全面的广角，来扫视普通人的生活，以及来自社会现实的道德困境。这是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无论我们生活在西方还是东方，我们有时不得不处于这种困境当中——有时我们是那些投票的工人、有时我们是桑德拉。走出这种困境的唯一方法，似乎只有倚靠自己的坚强——也就是个人尊严。这部电影是一个女人如何重获尊严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依靠他人的施舍，是依靠爱和自我觉醒。